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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产荒”环境下，具有“低信用风险、高流动性及稳定收益”特性的城投债成为各类金融投资机构良好的投资标的，大量的资产配置需求集中于城投债。但受“遏制增量、化解存量”的城投行业监管导向影响，城投债发行审核趋严，其供给规模持续收缩：根据Wind统计数据，2024年城投债发行总额为3.81万亿元，同比下降16.44%；2025年1－6月，城投债发行总额为1.77万亿元，同比下降11.96%。此外，特殊再融资债及每年专项债化债额度的落地，通过置换存量城投债补充政府财力，城投平台“借新还旧”的融资需求相应减少。

　　城投债资产的稀缺，使得金融机构对投资该类资产的风险补偿要求有所降低，2024年以来，城投债的信用利差整体呈震荡收窄的趋势。以3年期AA+级城投债为例，其信用利差在2024年呈现“M”形走势，其中在2024年第四季度，受央行实施一系列货币政策的影响，信用利差在大幅走阔后回落。2025年上半年，市场资金面适度宽松叠加地方政府化债政策持续推进，信用利差延续下降态势后小幅回升，处于相对低位。截至2025年6月末，3年期AA+级城投债的信用利差较2023年末下降8.69个BP。

　　首先，从发行端看，担保增信的“降利差”效果明显减弱。2024年以来，债券发行利率走低。以发行人主体级别为AA级的3年期城投债为例，经测算得出，在2023－2024年和2025年1－6月，有担保和无担保的发行利差分别相差56.80BP、18.64BP和5.57BP，担保增信的“降利差”效果持续减弱。对于发行人而言，支付给担保公司的担保费，可能已高于其通过担保所能节省的利息支出，从经济上考量，“裸发”变得更为划算。

　　随着各省市担保体系的持续建设完善，数家担保机构相继设立，愈多担保机构成为债券担保市场的参与者，根据Wind统计数据，市场上从事债券担保的担保机构合计从2022年末的54家增至2025年6月末的64家，具有充足资本储备的担保机构加速进驻资本市场，推动行业竞争格局持续加剧。而与此同时，部分弱资质发行人基于担保费用与反担保措施、担保决策审批效率、传递强烈股东支持信号等因素考量，选择自身股东为其债券发行提供担保，进一步促使债券市场“资产荒”，担保行业竞争态势明显。

　　此外，担保行业马太效应持续凸显，行业系统性风险集中，加大中小担保机构展业压力，削弱市场竞争的“鲶鱼效应”。一方面，作为资本驱动型行业，头部担保机构往往可以通过多渠道补充资本、提升综合竞争力，如政府部门直接资金注入、合并区域内其他担保机构组建担保集团和资本市场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等实现资本金的快速提升，拓宽了业务规模的上限；而中小担保机构受限于资本金无法承接大规模项目。另一方面，头部担保机构凭借自身高信用评级、品牌声誉及更为完善的风控体系，加速抢夺优质客户，造成中小机构被动分割“高风险、低收益”资源。

　　近年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等多次指出“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强化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导向；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凸显了产业发展在经济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升债券市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国家政策导向下，为资本市场产业债发行释放了更大的积极信号。2024年，产业债累计发行规模9.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6%。

　　从实践角度，担保机构在向担保产业债券领域转型的进程中，伴随的风险同样需引起重视。对于传统产业债，发行人以实体企业为主，其经营状况与宏观经济周期关联度高，且涉及的细分行业领域多元，不同行业间的风险特征存在明显差异。这就要求担保机构进一步提升自身研究能力，以支撑风险研判与风险定价的准确性，防止因盲目推进转型而加大代偿风险。对于由城司转型的产业主体，担保机构需验证其城投属性的剥离程度、审慎判别其转型的实际成效。

　　部分中小企业存在自身主体资质偏弱、持有大量流动性差但现金流稳定资产的特性，资产证券化产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融资问题。政策层面，近年来，各级监管机构出台多项办法和通知，涵盖完善资产证券化规则体系、支持金融机构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支持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等。风险层面，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通过结构化设计实现基础资产与原始权益人的风险隔离，同时顺序偿付、差额支付机制的设置为产品信用提供重要支撑。从业务布局与风险收益匹配角度来看，部分担保机构拓展资产证券化产品业务将成为其业务探索的可行选择。

　　2022年以来，政府部门多次召开会议或发文，强调切实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职能，加强对中小微、“三农”、民营企业等的金融支持，并配套出台了一定的便利制度。2024年7月，财政部合同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金融监管总局引发《关于实施支持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的通知》，明确对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担保分类提高分险比例，加大风险补偿力度。2025年2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政府性融资担保发展管理办法》，从机构定位、业务规范、政策支持、绩效考核和监管机制等维度进一步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管理框架，其中明确提及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不得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提供增信”。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不断深化政策职能既是政策导向的必然选择也是符合其自身发展战略的合理选择，积极开展政策性业务不仅是践行其准公共定位的核心路径，更能通过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的多元化支持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资本金注入夯实其业务规模的根基，风险补偿机制能有效分担其面临的代偿风险，部分产品代偿率上限的设置锁定其风险敞口；依托担保费补贴和业务奖补可拓宽担保机构降费让利的空间，支持普惠领域发展的同时保证其自身稳健经营。

　　围绕风险分担机制的完善，政府层面持续发力。一是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以下简称“融担基金”）的设立，作为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融担基金以再担保风险分担、股权投资等方式引导更多金融资源聚焦小微企业、“三农”、创业创新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切实强化普惠领域融资支持力度。近年来，融担基金规模实现稳步增长。2024年，融担基金新发生再担保合作业务规模1.41万亿元，服务市场主体105.45万户；2025年1－6月融担基金新发生再担保合作业务规模0.83万亿元，其中支小支农业务规模0.82亿元，500万元以下业务规模0.66万亿元，分别占全部合作业务规模的98.91%、79.50%，深度聚焦支小支农主业。截至2025年6月末，在保业务规模较上年末增长7.5%至1.72万亿元。二是部分区域各级地方政府统筹金融资源，积极推进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建设，推行“4321”风险分担机制，明确省级再担保机构、担保机构、合作银行与地方政府的风险分担比例，显著提升担保机构担保普惠领域的积极性。为进一步增强政策扶持的精准度，多地还针对纳入“4321”体系的重点产品额外追加风险补偿。